宁夏“十四五”产业政策建议

    受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影响，“十四五”规划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国产业政策需要解决的不是存废问题，而是亟须重大转型。必须加快由差异化、选择性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从偏重替代市场、限制竞争的产业政策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更能发挥创新作用和增进有效市场的产业政策转变，从政策功能定位与立足点、政策取向与手段、政策实施机制与政策支持方式等方面加快转型。

    一是产业政策要从政府干预市场向增进市场功能转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市场友好型”政策体系，是产业政策功能定位的基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日益深化，产业政策功能定位必须尽快从替代市场向增进市场功能、弥补市场缺陷转变，使“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地有机结合起来。产业政策要确保“市场机制有效”，该由市场决定的事项全部交给市场，力求少而精准，从直接干预为主转向间接引导为主。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努力做到不越位。在一般竞争领域和非自然垄断行业，改变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做法，不应由政府事先挑选“赢家”和“输家”，避免寻租的可能。更多地运用普惠性、功能性产业政策，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二是产业政策要从采用差异化选择方式扶持产业向维护和促进市场公平有序竞争转型。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对所有制、产能规模等设计准入门槛限制竞争的差异化做法，选择特定产业、特定企业加以重点扶持。这种差异化、选择性产业政策，带来市场扭曲和不公平竞争，导致资源配置低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产业政策立足点应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保障市场公平有序竞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完善公开透明开放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打破所有制歧视和行业垄断，完善市场监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从“扶大限小”转向主要以市场竞争推动产业组织结构优化调整，从过度关注市场集中度、企业规模转向创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协调发展的良好环境，从支持国有企业、大企业为主转向保障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实现公平竞争。

    三是产业政策要从偏重追求数量规模向注重产业高质量发展转型。构建新的国际动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要把产业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作为制定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作为政策重心。产业政策应由过去重点扶持供给侧尤其是加工制造环节，转向支持产业基础再造及各领域产业基础能力的薄弱环节，包括工业“四基”和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支持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转向支持品牌培育、供应链管理等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实现生产型大国向创新型强国转变。同时，要注重更好实现供给和需求互促互动，以供给创新适应和推动需求升级，以需求升级引导和拉动供给创新，使产业发展从生产驱动向创新和消费驱动转变。

    四是产业政策要从行政直接干预为主向经济和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转型。今后政策手段要更好体现市场化、法治化要求，突出规范性、间接性，重视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防止过度运用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干预，更多地采用立法司法、环境营造、信息整合发布、质量技术环保标准等间接引导手段。要创新政策工具，采用专项投资基金、重大项目工程包、产业引导基金等经济手段，发挥政府政策性资金引导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探索政府资金与商业信贷、债券、基金、保险等相结合的多种融资组合，有效扩大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培育、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等领域投资。统筹运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调动商业性金融，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五是产业政策要从“易变多变”“一刀切”向“适时适度”“区别对待”“科学合理”转型。产业发展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产业政策制定实施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产业政策与宏观经济逆周期调控政策的关系，做好前瞻性预判，注意远近结合，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简单、机械地把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理解为一成不变。明确政策实施的条件，准确把握政策调整时机和力度，避免政策“紧急调整”和“一刀切”的做法。关注政策临时或紧急调整后的后期效应，做好评估工作。增强产业政策的预见性、前瞻性，防止局部问题演化成全局性问题，适时进行调整。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因地施策，切实把国家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产业布局。